时代的风吹来，戏班被打成四旧，强制解散。
「那时候，戏班被打成四旧，一夜之间全散了。」老张慢慢说，「谁爱戏都得藏着，谁会老戏都得装不会。」
「可她——林秀云——嗓子好，样子清秀，就被挑进革命文艺队了。」
领导宣布的那一刻，她站在人群里，脸上还掛着那股孩子气的倔强。
可那倔强底下，老张说，他第一次看见她眼里浮出迷茫——
像踩到一块莫名的空，还没站稳。
我被下放到这里劳改，但也是当地的知青，故而负责协助文艺队编戏。每天看着她排练，心里既心疼又佩服。
老张笑笑，「就是那种满身书卷气，当时别人一看就觉得我碍眼。」
我们两个，就是在那种「谁都不敢抬头」的环境里，看见了彼此。
文艺队的日子，是一种闷得像石头的紧。
没有掌声，没有自由，从此，她不再唱自己熟悉的老戏，只能唱红歌、样板戏——那些她完全不喜欢的戏码。
只有教官吼来吼去，只有排练排到失声。
「嗓子要用对方式唱！再高也得给我顶上去！不准偷懒！」
教官在她面前严厉地喊着，声音像铁锤敲在胸口。林秀云的嗓子疼得几乎要变形，每一次呼吸都是折磨。她心里咬着牙，却是不肯低头，但眼里的光芒已经被压了下去。
我站在场边，看得心都皱了。
可无能为力，我是黑五类，是劳改人员，能做的只有咬牙忍着。
夜里的排练更是无法喘息。
灯光刺眼，空气乾燥，她肩膀湿透，嗓子已哑得像砂纸。
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些不想唱的曲目，汗水沿着额角滑下，嗓子嘶哑却不得休息。
可是——她从不退。那倔强就像她的骨头里长出来的一根刺，谁也拔不掉。
公开检讨的时候，她被迫承认「演得不够好」，和同队的少女互相比较、互相斗争——这一切都是她未曾想像的舞台规则。
有次，我偶然走过宣传队的练功房，看到林秀云在排练红歌。嗓音尖锐而疲惫，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痛。
「这曲太高了，我唱不来……」她低声自语，眉头紧蹙。
我心里一紧，却只能在门口站着，无法帮她。
而且，这里的光不同于以前。它被框住，被规矩压制，成了挣扎与磨练的光。她咬牙唱完一段，又一段，每一次都是对自我的试炼。她的嗓子还是亮的，可每亮一下，就像是被谁狠狠按回去。。
她抬头发现了我，眼神瞬间变的倔强而坚定，「啟元哥，我必须唱完，他们不会等我准备好。」
我只能轻声提醒她，「小心喉咙。」
那一刻，我看见她背后的疲惫——光芒还在，但已经被规矩和时代的压力折射成锋利的影子，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既疼惜又佩服——这个少女，正在被时代捏塑，但她天生的光芒，注定不会轻易熄灭。
排练结束，夜色笼罩整个练功房。她靠在角落擦汗，嗓音嘶哑，肩膀微微颤抖。我走过去，递给她水瓶。
她抬眼看见我，眼神瞬间倔强又微微放松，像是在说：我没事，但你看得到我。手指轻轻碰到我的手背，又迅速收回。
沉默中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却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——一种像是同病相怜，又带着小小安慰的微妙联系。她眼睛里的光芒仍在，但此刻，疲惫和依赖在空气里交错，像夜色里隐约闪烁的火光，暖却脆弱。
我心里清楚，她在这个被规矩和时代框住的世界里，仍保留了一个只属于我能看见的角落。而我，也在这角落里，默默守着她的光芒。
老张说到这里时，像是提醒自己先深吸一口气。祠堂外的夜风卷着竹影，一下一下拍在屋檐上。他抬起头，微微眯眼，像是重新望见那些被封存多年的光。
那段时间，她唱着自己不喜欢的高腔，练着陌生的身段，被迫挥着连她自己都不愿碰的假刀。当领导不满时，她得上台检讨；当别的女孩失常时，她得跟着挨半夜的加练。可每一次，她都倔强咬住牙，像是担心承认一点脆弱，就会被这个时代压得粉身碎骨。而我——我只能站在一旁，既心疼又不敢靠太近。
那天晚上，宣传队要排一段新唱段。台词里有几个文化味很重的字，别人都能靠“革命精神”硬背过，但她不行。
她皱着眉，盯着纸上的字，嘴唇抿成一条细线。
等队长走开，她才悄悄凑到我旁边，小声得像呼吸：「啟元哥……这个字，怎么念？」
她指着“震慑”里的“慑”。指尖微微发抖。
我喉咙一紧，环顾四周，压低声音像在犯罪：「shè。声母是sh，第四声。」
眼睛亮得像终于抓住什么。
可她又立刻把亮光藏回去，小声说：「别让他们知道我问你。」
那瞬间，我不知道自己胸口是酸还是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