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哎妈，那咱俩正经挺有缘呀。”孙无仁站起身，过来挽他胳膊，“人家是情定爱琴海，咱俩是情定疯人院。”
两人在门卫做了登记，侧身从小门进去。院里落着大堆落叶，散发着湿腐味。路边立着指示牌：门诊部、康复中心、住院部...四处都是冰冷的，可也是规整的。
孙无仁带陈小燕来的时候，哪哪都嫌弃。这回来看张卫东，哪哪都觉得高级。就连放风区的篮球架，都得能给他气背过去。
关于张卫东，郑青山只说过六个字：以前他总打我。
人说起真疼的事，都轻描淡写。那个‘总’到底是几次，孙无仁不敢想。可他‘总’能在郑青山身上，摸到那个‘总’留下的疤。
左边的耳朵，是张卫东打聋的。胳肢窝底下的褐疤，是张卫东拿铁钳夹的。发际线处的一点白瘢，是张卫东拿自行车锁抡的。那种胶皮裹着钢丝的锁，一个就有三斤沉。
疤烙进了皮肉，也长进了神经。
郑青山很容易被吓到，习惯咬牙皱眉。常常鬼压床，在噩梦里抽着腿。没有安全感，做事总是过度准备。
孙无仁还记得去年那场停电的大雪，郑青山惊得四下乱窜。当时只觉得来气。自己又不是妖魔鬼怪，这人至于么。如今回想起来，才终于明白——那躲得不是他孙无仁。
是张卫东。是躲十六前年的那场雪。躲扔过来的锅碗瓢盆。躲抽下来的自行车锁。
他像是一只被兽夹咬断腿的羊羔子。拖着那截烂掉的肢体，一圈圈地绕着原点打转，要把自己活活累死在那个雪夜里。
“呸！还住医院，他也配！”孙无仁恨恨地啐了口，“就该让他住猪圈！”
“平时过得抠抠搜搜，连块好猪肉都舍不得买。干啥一个月给他花两千块？”
“猪肉七块钱一斤，买一头才两千。这些年给他花的钱，都能买一百头猪。就你开个猪场，现在都发家致富了，还用当什么大夫。”
郑青山在窗口缴费的功夫，孙无仁在后头骂得嘴唇子都要扇肿了。他从兜里摸出块奶糖，哄小孩似的塞给他。
孙无仁扒开那颗大白兔，发现是粉的。有点疑惑，但手比脑子快。扔进嘴里，继续喋喋不休地骂着：
“还花钱给他治啥呀。老几把登，你管他死不死的...送四家堡子得了...不用吃饭...天天吃大嘴巴子...”
嘴里像是搅着工业胶。每嚼一下，牙都得费劲地拔出来，啧啧作响。
“这糖好像塑料做的。”他来回吧嗒着嘴，“你上哪个村儿吃席了？”
“这你买的。去年搁大集上。”
孙无仁从大衣兜里摸出糖纸。仔细一看，还真是小白兔。草莓味儿的。
“我去了咋还有啊，赶紧撇了！”
“撇什么撇。”郑青山从窗口接过单据，抬手示意他跟上，“还剩半斤，今年就不用买了。”
“都不用半斤，再吃俩我就得走马灯。啥玩意儿啊，好像你那个红塑料袋子做的。”
“你不爱吃给我吧。”
“我都嚼嘴里了还给...”孙无仁说一半，脸唰地红了。抬手在侧脖颈上摸了两把，娇滴滴地夹嗓子，“哎妈呀，不，不好吧。被人瞅着可咋整...”
还没等说完，郑青山把刚才吃完的炸货袋递了上来：“吐这里。”
孙无仁翻着白眼接过袋子，一口还没吐掉。想拿手抠抠，又觉得太没形象。只能用舌头推牙上的软烂，推得哈喇子多老长。
他这头在纸袋里拿舌头做卧推，郑青山在前头边走边拾掇。从不织布兜里掏出个路由器盒子，把兜子递过来。
“我要是想扔了他，或者让他多遭点罪，能有一百个法子。”
他打开路由器的包装盒，检查里面的土鸡蛋。确认没有碎的，又掏出个红塑料袋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去。
“但我要是真那么做了，我就成了他。”
“送他来这里，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我自己。”
他从孙无仁手里接回不织布兜子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“我是怕我杀了他。”
张青山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，完成了一场悄无声息的越狱。
他没交代自己要去哪座城市，也没回一趟家。只拎着两个不织布袋子，把自己从那间八人寝的宿舍里抹除了。
三年后再回来，是为了把那个“张”字，从身份证上抠掉。
那时候，张卫东原本的单位已经黄了。他在一家名为‘鑫源洗浴’的澡堂子烧锅炉。见到这个出走又冒头的儿子，顺手抄起了灶台上的铝皮水壶。
张青山用一整条胳膊的燎浆大泡，换了一个新的姓氏。
郑。
郑素珍的那个郑。
郑青山本科毕业那年，张卫东因为操作失误，把锅炉烧爆了。被踢出洗浴中心不久，脑子越来越糊涂。最后去医院抽血化验，确诊阿尔茨海默。
那年，郑青山在溪原市二院精神科当规培医。
张卫东就这么讹上了他，要他给自己治病养老。郑青山不答应，他就蹲在科室门口，没完没了地高声咒骂。他比来看病的所有人，都更像一个疯子。
最后郑青山为了保住工作，把他领回了幸福小区。
不到半年，张卫东已经痴呆到记不得儿子的脸。但他的劣根性却嵌在骨头里，总趁郑青山睡觉时偷翻钱包。
要是偷不着钱，他就不让郑青山好过。趁他睡觉大喊大叫，或者干脆在他床上便溺。
规培医那点工资，少得都买不起厚卫生纸。郑青山自己吃不上肉，还得每月掏一千五养张卫东。
休息的时候，他会做一大锅乱炖。土豆、青椒、茄子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，连块猪肉都舍不得放。他把那锅黏稠分成七份，冻进冰箱。每天撬出一块吃，看着它在锅里慢慢化开，当那是块尸。
有时候上完班，他站在自己家门口。月光下的防盗门，像没刻字的墓碑。
他盯着那扇门，许久许久。等自己不那么想杀人了，才伸手摸钥匙。
直到24岁那年的冬天，他从同学会上回来。看见张卫东用他的血汗钱，买了啤酒和烧鸡。那张陌生的老脸，在惨白的灯下蠕动。嘴里的半截鸡翅尖，随着咀嚼一抖一抖。
像乌鸦啄食鸽子。像山羊咀嚼兔子。像猴子撕扯耗子。
那是一种颠三倒四、教人发指的荒诞。仿佛老天爷也犯了糊涂，不知道该让谁吃谁。
郑青山一直坚守的良善和理性，终究是崩塌了。
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使用暴力。可拳头落下去，心里却没有快意，只有一种更大的空虚。
张卫东看着他，眼神干净得像个畜生。那里面没有悔恨，也没有恐惧，甚至连半点罪恶的影子都找不着。
一出大戏唱到了要紧地方，对手的角儿却突然离场。只剩他一个人在台上，画着一脸杀气腾腾的油彩，对着满台的荒凉乱舞。
那天他握着菜刀，坐在厨房冰冷的瓷砖地上，辗转反侧地想了许久。
他费了24年的牛劲，拼了命地长大了。他没让自己长成混账，还拿到了一本文凭。他更换掉姓氏，当上了医生。
他那么辛苦地绕了一大圈子，不是为了在这间破屋里，活成另一片废墟。
所以哪怕他当时月薪两千三，也咬牙把张卫东送进了六院。半年来缴一回费，顺便看看生命进度条。
一开始，张卫东还会大喊大叫，需要打镇静。后来变得神情淡漠、四肢僵硬。再后来拉尿不能控制，吃饭需要人喂。
阿尔茨海默病患者，确诊后的平均生存期，大概是3到11年。
郑素珍只活了4年。而如今，张卫东已活了整整10年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主治医生已经建议过郑青山转到综合医院。说六院没有相关的生命支持设备，万一出现脱水或感染...
郑青山给医护留下两袋水果鸡蛋。而给这个生物学上的父亲，只留了一句孝里藏刀的交代：没关系。就让他万一吧。
这回过来，还是同样的主治医。一个纹眉大姐，顶着满脑袋轻飘飘的卷毛。
郑青山见到她，先把鸡蛋递上了：“王姐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张卫东在六院住了八年。王姐和郑青山也认识了八年。她眼看着这孩子从一脸学生气，长到如今这副沉稳模样。可有一点始终没变——那又冷又暖的性子。
从不空手来，对谁都客客气气。唯独对那个病房里的爹，就像换了个人。每次都是冷着脸站在床边，带着那么三句灵魂拷问：
“我奶埋哪儿了？”
“你存折藏哪儿了？”
“你到底什么时候死？”
王姐看到那盒鸡蛋，嗔怪地拍了他胳膊一下：“你这孩子！大老远总拎这些干啥。”
嘴上这么说，到底还是收下了。她把塑料袋往桌底一放，顺手把病历推给他。
“去年我跟你提过一回转院。那会儿你说先不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