评鑑那天一早，仁和看起来像刚被人擦过一层亮油。
大厅摆了两盆新送来的兰花，接待台后面的布旗也换过，连平常捲角的公告栏都被重新压平。三楼会议室外面放着新的纸杯和瓶装水，茶水间那台总是卡豆的咖啡机居然也修好了。只有一楼靠急诊那边的厕所还在漏水，门口照样摆着红色水桶，桶底已经积了半桶，旁边贴的报修单边角发黄，看得出来不是今天才坏的。
该做的表面工夫，一样没少。
我那天没有排刀，被叫去帮忙接待分组访谈。说穿了，就是站在旁边补位，哪里缺人就往哪里塞。九点整，评鑑委员进门。五个人，衣服都很挺，走路不快，但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像好糊弄。
领头的是王教授。我以前在期刊照片上看过他，真人比照片更瘦，背却挺得很直。方正杰站在门口迎上去，笑得一如往常，声音拿捏得刚好，不近不远。陈伯勋也在，西装穿得比平常更整齐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只是脸色比前阵子更差，眼下那两块灰影压不太住。
我站在侧边看着，忽然有种很怪的感觉。
像所有人都知道今天很重要，但真正重要的事，偏偏没人能摆到檯面上讲。
上午照流程走。病房、简报、资料查核、抽问。每个单位都像练习过一样，把该说的话说得又快又顺。午休时我在楼梯间喝便利商店买来的黑咖啡，太苦，喝到一半就后悔。手机一直是静音，我却还是忍不住拿起来看了几次。
这很正常。我其实也没天真到以为人家收到当天就会给我一封「已阅，谢谢告知」。只是事情走到这里，人反而更容易被自己的安静吓到。
下午四点多，院方高层和评鑑委员进闭门会议。百叶窗拉下来，门关上，外面只剩行政人员走来走去，压低声音讲话。我本来被叫去送一份补件资料，到门口时刚好看见王教授的助理从里面出来，脸色有点僵，像是里面谈的不是什么好消化的东西。
资料交完，我没立刻走，站在走廊另一头假装看公告板。
没多久，里面传出一点声音，不大，但听得出来不是在照稿念。隔着门我当然听不清内容，只模模糊糊听见王教授的声音，接着又是一阵比刚才更低的交谈。再后来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陈伯勋先走出来。
他走得不快，脸色白得吓人。
那不是平常疲累的白，比较像一个人原本还勉强撑着，忽然被人把最后那点力气也抽掉。他看见我时停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最后却什么都没说，只把视线移开，往院长室那边走。
我站在原地，手里那杯喝剩的咖啡已经冷了。
方正杰后来也出来了，照样和外面的人点头，照样吩咐事情，只是嘴角那点笑意比平常更薄。我跟他擦身而过时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很短，却不是没情绪。
他知道这件事不是平白掉下来的。
只是到这一步，大家都还得装作不知道。
评鑑结果没有立刻公布。
接下来那几天，院里表面上照常运转，私下却像有一条线悄悄绷紧了。开会比平常多，门关得比平常久，连总务都在问三楼会议室最近是不是常常有人借。
转调同意书我最后还是签了。不是因为认命，只是我知道，继续留在这里，接下来很多事反而做不了。签名那一刻我没想太多，纸递出去，人事主任把文件收走，像收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假单。
一週后，正式结果下来。
有条件通过，附改善事项十二条。
院内公告写得很平，平到一般人看完只会觉得是例行缺失。可我知道那十二条不是随便列的。哪一条在指手术纪录不实，哪一条在指内控失灵，哪一条其实是在敲院长室，做过那封信的人都看得懂。
陈伯勋在两天后递了退休申请。
消息传出来时，护理站先安静了几秒，接着大家又像怕被谁听见一样，开始用很小的声音交换版本。有人说早就撑不住了，有人说是评鑑后压力太大，也有人只说了一句「总算」。我经过时没停下来，却还是听见那些字一句一句落进耳朵里。
那天下午我回办公室收最后一批东西，刚好看见陈伯勋那边的门开着。
他大概有听见我的脚步声，转过头来。
我们隔着门口看了彼此两秒。
「要走了？」他先开口。
我点头，「下週报到。」
他嗯了一声，没说恭喜，也没说保重。过了一会儿才问：「你恨我吗？」
这句话来得很突然，我一时没接上。
说不恨是假的。0423 那份病歷、后面一路压下去的事、萧志远死前查到的那些东西，哪一样都绕不开他。可真要把所有事都压成一个乾净的恨字，好像又太省事了。
我最后只说：「我比较晚才知道自己也在里面。」
他看着我，像是听懂了，又像没力气再往下问。
「有些事，」他慢慢地说，「一开始觉得只是修一下，到后来就收不回来了。」
他站在那里，头发比我印象里更白，整个人像突然缩了一点。过去那种一句话就能让整个科安静下来的分量，这时候看起来只剩外壳。
我离开前，他又叫住我。
「竹山那边，病人少一点，事情单纯些。」
他顿了顿，才把后半句讲完。
我没回答，直接把门带上。
走廊的冷气很强，吹得人手臂发凉。我往前走了几步，才发现自己一直憋着气。
她的离职消息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三传开的。没有欢送会，没有群组公告，只有品管室外头那张门牌换了名字，桌上的喉糖盒不见了，老事务机旁边多了一个我没见过的年轻人。
我最后一次见到她，是在地下停车场。
我刚下班，她提着一个不大的帆布袋，里面大概就是她想带走的私人物品。看见我时，她脚步停了一下，像是早知道总会有这一幕。
「真的要走了？」我问。
「留着干嘛。」她语气很平，连苦笑都省了，「该交的交完了，剩下那些，不是我留着就会比较好。」
我看着她，突然不知道该说谢还是该说别的。
「你去竹山以后，少管一点间事，说不定活得久一点。」
这句话很像她，听起来像在挖苦，里面却还是有提醒。
她把包包往肩上提了一点，想了想。
说完，她就往出口走。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不快，也不慢。走到一半，她没有回头，只抬起手挥了一下，算是道别。
我离开前一晚，她在值班室外面把我叫住，递给我一小袋东西，是几包喉糖和一支随身笔。
「山上晚上冷，」她说，「还有，听说那边文具很难买。」
我接过来，笑了一下。「这么夸张？」
她说完却没立刻走，像还有话想讲。走廊上刚好有人推病床过去，我们往两边让，等人走远，她才压低声音。
「那天在顶楼的事，」她说，「我没有只跟你讲。」
她眼神有点闪，嘴角却勉强往上提了一下。「你走了以后，总不能让有些人睡太安稳吧。」
我一下就懂了，却也没追问她做了什么。到了现在，知道得太清楚有时候未必是好事。
她也点头，像两个人心照不宣地把某件事放过去。
竹山比我原本想的还要远一点。
报到那天，我开车从台中过去，后半段路越开越窄，导航还一度把我带上错的岔路。沿路经过檳榔摊、铁皮屋修车厂、一间门口堆着肥料和瓦斯桶的杂货店，还有一座不知道多久没重漆的土地公庙。快到卫生所前，路边有个三角锥歪在水沟旁边，像被风吹歪了之后就没人扶回去。
卫生所是两层楼水泥建筑，外墙斑驳，门口那棵龙眼树倒是长得很好。树下停着几台机车，还有一辆农用搬运车，上面半袋肥料没收。一隻黄狗趴在阴影里，看我下车，只抬了一下眼皮，又把头放回前脚上。
里面的配置比我想像中更简单。诊间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、一台血压计、一台看起来比我住院医师年资还老的超音波。墙上掛着「医者仁心」的字，玻璃框歪了一点。护理师两个，都是在地人，讲话很快，做事更快，带我绕一圈就开始交代今天有哪些慢性病回诊、谁家阿公耳朵不好、哪个阿伯每次都忘记带健保卡。
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膝盖痛，偶尔夹一两个农伤。中午有个阿伯提着日历纸背面记的血糖表来，数字歪七扭八，有几天空白，旁边自己註了一个「忘」字。我看着那个字，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么老实的纪录了。
这里很多事情都很慢，也很直接。
药不够就是不够，脚肿了就是脚肿了，血糖太高就先把甜的停掉。没有人跟你说漂亮话，也没那么多位置让人把事修成另一个样子。
傍晚五点多，最后一个病人走了。诊间一下子空下来，只剩窗外鸡叫和远一点的狗吠。桌上放着一袋病人塞给我的芭乐，青得发亮，上头还有虫咬的小洞。
LINE 里，萧志远那个对话框还在最下面。最后一则讯息是他死前两天传的，问我有没有空一起吃饭。我那时候看到了，没回，心里还想着等忙完这几台刀再说。
我把画面停在那一行字上很久，最后只打了四个字。
我把手机放回桌上，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。窗外的光慢慢往下掉，龙眼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护理师已经把前面的铁捲门拉下来一半，金属摩擦的声音在安静里特别清楚。
晚上关门后，我站在卫生所门口锁好铁鍊。山里的夜和市区不一样，安静得很满。没有救护车，没有监测器，没有半夜还会响的内线电话，只有虫鸣一阵一阵压过来，还有不知道哪户人家晚饭的味道顺着风飘过。
天上星星很多，多到我有点不习惯。
以前在仁和，下班走出来时脑子总还掛着病房、报告、值班、谁又把哪件事压过去。现在站在这里，耳边只有风声和树叶摩擦的声音，反而让人更清楚知道，有些东西其实没有跟着留在那间医院里。
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。
我拿出来看，是许晓薇传来的。
我盯着那四个字，没有回。
远处又有狗叫，叫了两声就停。路边那个歪掉的三角锥还在原地，斜斜靠着，像随时会倒，又还没倒。
我把手机收回口袋，走下台阶，去牵停在树下那台机车。